户籍制度是政府职能部门对所辖人户的出生、死亡、迁徙、婚姻等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相关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它是以国家法律、法令或政策的形式存在的，因而户籍制度也是一项法律制度，属于行政法的范畴。户籍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户籍制度仅指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心的户籍登记、户籍统计、户籍档案、户籍证件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例如，姓名、年龄、出生、职业、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址等。这些信息是社会管理、国家政务不可或缺的基本信息。因此，各国都将其纳入行政管理范畴。从古埃及、古希腊到今天的欧美国家，都有狭义的户籍制度，并且在现代欧美国家，狭义的户籍管理正以电子网络等高科技的手段不断强化。广义的户籍制度则包括与户籍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例如，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反映人口的基本信息，而且与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职业相关。这样，户籍制度就不仅仅是...(展开全部)

本书裒辑著名法学家马汉宝先生有关社会变迁与法律思想方面的论文，凡十八篇，略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主要自近代中国语境理述社会变迁的法律之维，揭示法律在建构现代国家、组织社会中的价值和功用。下部于比较文化的视野中，梳理现代法律思想，特别是西方法律思想的源流演变，以及中西法律理念的映照与互动，寓阐发于叙述，将价值寄托于学思。凡此一切，形之于严整学理，凝练为汉语法意，交付于兢兢书生事业，恰与时代相验证，展现出一代法学名家的学术理路。作者纵跨新旧时代，身历海峡两岸，脚踏东西文化，本身就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法意起转的历史见证人，因而，其思其虑，在梳理学思、陈述人世的同时，已然进入法律思想的历史长廊。

如何从明清两代出现的两波重要的社会变迁中思考法律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交互，是本书17篇文章一脉相承的核心议题。面对丰富多元的历史档案，无论是探究“晚明与清中叶”法律变革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或探究“晚清”中国引入西方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的具体实践历程，笔者深深感到，既往认识仍需要再做检讨与反思。 本书按议题性质大致区划为以下四编：司法审判与法律推理；由法律运作看社会与族群关系；经济活动与法律体系的互动；政治治理与司法实践。本书写作，即为明清中国法律与社会变迁如何相互作用等相关问题，提炼出一些具体案例的考察理路，拓展出若干种有用的观察视野。

本书是吴宗国先生从教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分上下两册。上册研究篇，汇集了历年发表的较为重要的隋唐史研究性论文，下册讲演篇，选取了较有代表性的普及类讲座、课程、发言等的记录。

《社会变迁》(第5版)清晰、准确、及时地分析了社会变迁的主要理论视点、源泉、过程、模式和影响，探讨了多元文化背景下促进阻碍变迁认同的诸多因素，并着重强调了有计划或无预期情形下不同变选迁所导致的无法预料的后果与代价，对促成与评估变迁的方法或方式进行了详细描述。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不仅因为河流是流动的，同样，踏入河中的人也是流动的，而由无数独特个体组成的人类社会更是无时不在流动中变迁。社会变迁，在外部确立了现今跨越全球的联系方式，在内部则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也是最具个人色彩的领域。

仪式与象征，作为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行为表述与符号表述，弥漫于日常生活却又经常被视作当然甚至被视而不见。我们关注这一充满文化意义的人类创造与实践活动，目的在于揭示和理解现代社会中民众的心智逻辑、权力的运作以及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无论正式权力还是民间权威，其对传统的本土性资源的利用，都是在使用属于人类共通的、持久的象征方式，无论这种利用是自觉的还是不很自觉的。

吕先生主要运用现代社会学理论来阐述孔子的大同思想，并分析中国社会变迁与大同理论的实践过程，他认为孔子创立的社会组织理想的模式是引导列代人们努力致力于社会改进的动力，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努力致大同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复古的行动。初名《中国社会变迁史》，后改名为《大同释义》；后因考虑到“和白话接近者较多，和文言接近者较少”，为求“传布较广，收效较弘”，将文言文稿改为白话文，是为《中国社会变迁史》。

吕先生主要运用现代社会学理论来阐述孔子的大同思想，并分析中国社会变迁与大同理论的实践过程，他认为孔子创立的社会组织理想的模式是引导列代人们努力致力于社会改进的动力，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努力致大同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复古的行动。初名《中国社会变迁史》，后改名为《大同释义》；后因考虑到“和白话接近者较多，和文言接近者较少”，为求“传布较广，收效较弘”，将文言文稿改为白话文，是为《中国社会变迁史》。

作者所着眼的角色概念是联结社会与个人、用来分析其相互关联结构的中心概念。而作者用角色概念将这一特质巧妙地引出，在作为角色担当者的“年轻人”与“社会”之间，设置了“青年”这一角色类别作为中间项．据此设定了由这三项组成相互关系的这样一种理论框架，并以此作为分析模型。根据这个分析模型，作者可以分析角色的结构化过程。…… 对于作者的这样一些独创性的着眼点，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 相信作者的这项研究成果将对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以及历史学研究贡献良多，就像它给日本的青年社会学以及中国社会研究做出了令人注目的贡献那样。

《社会变迁与乡村革命（1860-1928）：赣南农民暴动的源起研究》通过对赣南个案的研究，展示了封建社会现代化进程与革命源起的内在逻辑关系，指出了革命的发生虽与社会经济因素密不可分，但经济在转型中的“分化整合”较乡村社会的经济恶化是革命的关键原因。转型期结构性因素中的政治因素对革命的发生作用，也应给予更多的关注。社会转型虽并不一定会带来革命，但动荡是在所难免的。清末民初制度缺失、政府式微的现实，使社会没有应对动荡与危机的机制与能力。所以社会往往由动荡走向集体的暴力革命。现代化与革命化构成了其当然的一体两面。